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科技、人才相互耦合、互为支撑。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现了党中央着眼实现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深远考量和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必须深刻把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是人们在解决问题、作出决策时所采用的思维模式、认知框架和行为准则，它为人们的行动提供理论基础、价值导向和实践依据。改革的政策由结构（信息源的选择与使用）与参数（决定新的影响程度与行动的强度）组成。对综合改革的系统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知识经济时代的系统动力学、科学学、知识社会学等，为现代生产力形态的进化、知识生产的转型与高等教育系统之间，建立起了愈加紧密、难以切割的多元、交叉、互联关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需以系统化观点研究其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
（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系统分析
系统研究涉及对系统多元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系统研究需遵循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厘清系统组成部分、层次结构间的关系。对教育科技人才子系统与社会整体进行系统内自组织与组织部分之间、主导部分与非主导部分之间的关系分析，能更准确识别系统之间的边界、边界物和边界跨越者，为寻找一体化发展抓手奠定基础。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科技企业扮演重要角色。就现有的实践经验来看，高校已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枢纽，产学研深度融合则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关键。
其次，分析子系统层次间及各相关联部分在数量、程度上的比例、配置与协调关系。这需通过对一体化发展的动态结构和行为的剖析来实现，如教育系统与人才需求之间、高校科研与科技水平之间、研发人才与科技发展之间，随着结构、参数的演变带来的其他系统变化，以及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
最后，及时关注系统集成发展的效果评估。判断一体化发展的客观标准应以教育、科技以及人才系统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为主，并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组织与个体、长期与短期的利益平衡。判断标准还可具体化为一体化发展在结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度和功能、行为上的满意度，可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以及以教育、科技、人才服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效果量化、指标化，形成可测度、可比较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实现机制
根据系统动力学原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可从边界跨越、系统耦合和利益共享等方面来寻找实践路径。
首先，通过边界跨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联动发展。系统通过“边界”来界定其范围，“边界”在社会结构中表现为不同“实体”的分界，它不仅区隔了组织与环境的差异，也标示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或知识疆域。教育、科技、人才是构成社会整体的、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教育系统是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中介等要素的有机组合。教育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学校—家庭、学校—社会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团体的边界。科技系统是由知识、技术、管理等构成的一个开放系统。科技发展存在理论和学科上的边界，有时还受现实和伦理约束。但科技的发展是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与实践边界的过程。人才系统是不同年龄、层次、类型人才的分布与组合，是一个纵横交错、相对封闭的系统。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途径，是人才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实现边界跨越的主要途径。
跨越边界是打破系统或组织间的地理空间、社会文化和知识边界，在不同领域间建立新的联结，为社群提供新的资源、经验和信息。现代社会中教育、科技、人才的边界跨越现象越来越频繁：大学开展科技研究、科技企业培训人才、人才在学校与企业之间流动，等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是期望打破三者边界，通过人、信息、资源等边界物导入，与其他系统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换、协同合作。根据跨界学习理论，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可凭借边界物与边界跨界者两个中介，为达成目标而结盟、创造机会实现策略合作及为寻求资源而与其他组织产生依存关系。实践中最常见的边界物是知识与资源，最关键的边界跨越者应该是产学研的合作主体。
其次，基于系统耦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调发展。系统耦合常用于表述子系统之间互动、协调、反馈、适应等关系，反映的是系统之间信息、物质、能量等要素循环转换和动态平衡的状态。系统之间通过耦合实现要素相互作用或联动发展。如在“科教融合”过程中，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呈现耦合关系，即从科学研究视角看，教学具有研究性；从教学视角看，科学研究是一种有效的教学形式。教育科技人才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耦合关系，其互动与协调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愈发紧密。
如果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产业发展、学科建设等比作“科研场”“教育场”“产业场”“学科场”“文化场”等等，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场”的耦合，即相互叠加效应。
教育科技人才系统之间基于自身目标导向与现实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多元的耦合方式。为保证整体最优，各个子系统在耦合过程中会减弱或牺牲掉某个子系统的部分功能，以提升整个系统的整体能力。在前现代社会，教育对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更侧重于培养人文学者；进入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校教育回应科技创新需要，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等途径实现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
当前社会，通过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动等在各个系统之间建立反馈、适应机制，如通过资源耦合、集群耦合和模式耦合，来实现资源与平台的整合、专业与产业的对接、课程与模式的匹配，最终实现最佳运转状态。提升教育科技人才耦合度需综合考虑宏观经济背景，尤其是经济条件、市场化、产业发展、政府调控和人口规模等关键因素。当前省级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从轻度失调发展为濒临失调，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突出。
再次，依托利益共享促进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系统的核心业务与利益诉求具有交互性和共同性，其融合发展具备先天条件。其一，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和科技创新的基石。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直接扩充各行各业人才库，为科技系统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增长动力；高等院校通过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推动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其二，人才是教育与科技发展的主体。随着我国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提升和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对国际人才吸引力的提升，我国人才规模与质量显著提升。大量高素质人才涌入各级各类学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反哺教育与科技系统。其三，科技发展成果普遍运用于教育系统和人才系统：科学技术促进学习资源、学习过程、教学方式和教学组织形式等变革，推动了教育公平并提升了教育质量；科技进步改变了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资本、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动了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管理政策和社会实践的转变。面对新经济、新组织，人才系统可利用科技创新进行数字转型，赋能人才发展与组织激活。
在后工业时代，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要求改革从局部试点、单项突破，转变为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一方面，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不只局限在科学研究场域，还延伸至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产业支撑等领域。另一方面，一个规模更庞大、角色更多元的扁平化知识生产结构，使得创新驱动从“学院式”演变成“社会弥散式”。创新驱动是创新主体协同发展与创新要素流动顺畅，从而实现创新载体、制度安排与环境保障的系统集成。这种集成发展既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也是进一步促进社会系统利益共享的基础。相较于早期的科教融合侧重于推动传统教育走出“象牙塔”，强调高校、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在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背景下，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范围，致力于构建开放、合作、多赢的新格局。
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实践困境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纵向的有效整合、横向的有序衔接以及多方主动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良性循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面临着系统性跃升的挑战，其中治理层面存在信息壁垒影响联动发展、组织边界制约协同发展、目标分化有碍持续发展等困境。
（一）系统的组织边界影响协同发展
组织边界是组织内部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分界线，同时也为组织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提供了一个接口。组织边界存在多维度、模糊性和动态性，这为组织跨界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但过于僵化的边界壁垒和频繁的边界冲突会影响组织的整体协同。
第一，行政部门协同机制不完善。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需在国家及省市层面构建一体化协同机制。目前教育、科技、人才在国家和地方管理体制中，分属不同职能部门，缺乏顶层的领导小组与统筹机制，融合发展存在较高制度成本和内部阻力。
第二，系统之间缺乏长效合作机制。典型的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回路数一般在3~4个以上。这意味着系统易强化自组织性而抵 制人为改变系统行为模式所做的努力。组织惯性使系统容易固守传统职责或以任务为导向建立临时性合作关系，难以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第三，融合发展平台功能受限。现有国家与省级平台业务主要涉及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但平台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统计分析和监督考核等方面无法实现资源共享和功能联动，存在地区资源分配失衡、产学研用脱节、实体化运作不足、人才资源流通不畅等突出问题。
第四，各层级融合发展路径不明。一是宏观层面的战略协同推进有待加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所依托主体属性、工作重点等差异，存在对接困难，一体化发展容易产生冲突导致各行其是。二是中观层面的融合抓手不够。宏观层面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及人才流通主要体现在高校产学研、职业院校双元制培养方式和科技人才培养与使用等领域，缺乏全要素、贯通性、长周期的融合路径。三是微观层面的落实机制不全。教育科技人才系统的微观主体，包括各种学校组织、行政部门、企业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存在工作着重点及着眼点的不一致，消解了宏观层面的理念设计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二）系统之间的机制壁垒制约联动发展
资源共享是系统合作的基础。通过资源共享，合作各方能了解彼此的目标、需求和能力，并通过有效沟通和行为调适保障协同发展顺利进行。但由于历史与技术原因，教育科技人才系统之间在数据、技术和政策等方面仍存在壁垒。
第一，数据壁垒影响知识与人才流通。学校、科技企业和人才机构拥有大量教育资源、用户资料和运营数据，具有重要研究与决策价值。但由于组织的保守性和共享机制的缺失，导致研究成果、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无法在部门与机构之间有效对接，影响信息的及时共享、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人才的有序流通。
第二，技术壁垒导致信息传递受阻。教育和科技系统往往掌握先进技术资源，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导致智能系统兼容性不够，影响人才培养和使用。在已建立信息传递机制的情况下，由于信息输出方与接收方的较高沟通成本或专业隔阂，所传递信息仍然无法被充分理解和应用。
第三，政策壁垒影响知识与人才流通及成果转化。教育科技人才行业的政策法规尚不完善，导致各方在数据收集、使用、共享等方面受到限制。企业技术需求导入高校研发体系制度缺失，造成了成果与需求两张皮现象仍然突出。产教融合配套政策不全，使企业因组织成本和人才培养的外部性对协同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高校科研评价的成果导向，使得多数科研工作者对科技转化和市场应用缺少兴趣动力。
（三）系统的目标分化制约改革深化
教育科技人才系统秉持不同价值理念：教育侧重自我保存，科技倾向于自我革新，人才注重自我选择。一般情况下，各系统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实现特定目标或总体目标而努力。但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系统间的利益分歧导致长效合作难以实现。目前我国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体系建设尚未完成，皆存在自身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自身体系尚在完善中，体系之间的对接迫在眉睫，导致三者联动推进面临诸多困难。
首先，系统集成发展目标难以形成共识。教育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科技以技术创新和市场转化为导向，人才以规模扩张和效能增强为目的。三者在特定情况下、在不同级别政府和不同类型机构之间难以形成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的利益共识。一体化发展需政府、企业和学校积极回应市场需要和社会需求，通过预判未来科技、产业和人才需求方向，制定兼具目标性和服务性、前瞻性和预见性的目标参照体系。
其次，系统集成发展缺乏科学评价体系。我国现有教育贡献、科技产出、人才质量的考核制度和评价标准各成体系，缺少一体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机构和组织的评价仍偏重成果产出和经济效益，对外部效益和综合效益缺少考虑。在推进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三者统筹部署、融合发展带来的变化与单一系统带来的变化，从目前的政策分析评估工具来看，难以得出确切结论。
第三，各系统发展目标和任务处于“脱嵌”状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科技人才系统发展目标和任务相对独立。政策评估与绩效考核中存在的事务主义倾向，导致长远战略目标与实际工作任务难以有效衔接。加之企业与学校、人才与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供需失衡，导致科技投资、项目支持和专业设置重复建设较多，结构性就业困境、成果转化率较低、高科技人才缺口等现象突出。
第四，融合组织成本与收益风险制约合作深化。校企与人才之间实现融合发展，需政府、学校、企业等主体共同承担融合的组织成本和收益风险。尤其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过程中，企业与学校、教学与科研之间需寻找共同利益连接点，并承担组织成本与收益风险，一旦各方目标与利益发生冲突，融合发展的延续性就会受到影响。
进一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突破路径
推进一体化发展既需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部署，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也需要充分考虑各领域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抓住重点环节，确保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实现。突破系统之间的信息壁垒、组织边界、目标分化等阻滞，需加强平台建设、要素融合、绩效评估等推动改革深化。
（一）优化平台建设促进多元联结
当代社会的开放性和治理格局的多元化对传统控制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我国目前已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多中心治理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社会综合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决定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性政策统筹和多样化治理工具。目前行政管理中常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命令性、激励性、能力建设和系统变化工具。改革启动阶段为克服组织惯性，强制性的工具如关于机制协同、资源整合、合作共建等命令条款、直接行政、管制规定、政府协议等是必不可少的。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是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和突破口。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有关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利益平衡等财政补助、特许经营、市场、用户付费、志愿服务等非强制性工具的使用将更具有可行性。
针对一体化改革中存在的组织边界障碍，构建多样化的融合平台以促进多元联结，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跨界机制形成的关键。融合平台是实现系统信息、资源、人才等的调配，以获得优良的动态结构与适配行为，从而使系统的功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基础和载体。在现有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平台的基础上，需进一步推进数据共享、资源整合和项目合作。
一是以统一技术为基础的数据共享平台。为教育科技人才系统提供统一硬件、软件、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系统接口，实现系统数据交换、信息共享、资源有效配置和业务的无缝对接。二是以资源整合为目标的融合发展平台。在政府与行业、学校与企业、人才与市场之间建立常态沟通渠道，构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交流平台，为各方提供多元沟通渠道。三是以项目建设为依托的交流合作平台。聚焦区域建设、领域发展和场景应用等核心任务，以战略创新平台建设、重点片区建设发展、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产业集群赋能、科技人才强基等项目为依托，建立产学研用开放合作的“融合区域”，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
（二）强化要素融通推动高效协同
在任何系统中，少数关键参数或子结构的变化可能对系统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一旦相关政策发生调整，其影响会在系统中产生链式反应，导致系统整体行为的深刻变革。这为复杂系统的改革找到了切入点，如在教育系统与人才系统之间，培养目标和核心素养可作为基点。在科技系统与教育系统之间，课程内容和产学研是关键衔接点。在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统中，人才系统是核心，既可以作为基础性支撑，又是关键性变量。由此形成了“教育—人才—科技”与“科技—人才—教育”两种典型逻辑。事实上，以人才为核心的要素融合，能够促进一体化系统中各要素的流通与聚合，实现纵向贯通发展与横向协同发展的逻辑统一。
首先，以人才成长为轴线，促进科技与教育全链条融合发展。这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自然逻辑。人才高质量发展需从幼儿教育开始，加强基础科学与前沿科技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中的渗透与运用，尤其要强化中小学科技教育，着力解决学生高阶思维培养缺乏、教师跨学科和探究式教学较弱等突出问题。在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阶段，全面加强学科融合、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有效性与适应性。此外，需完善“小学—中学—大学”相贯通的拔尖创新人才培育体系，加大科学教育支持力度，提升师资队伍、课程质量、教学场所与装备配置水平。
其次，以人才激活为中心，推进系统内外全要素融合发展。在学校场域，强化课程的科技元素、师资的人才支撑，实现主体、内容、手段的融合。高等教育作为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结合点，通过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与高精尖科技企业共建创新共同体，使高校成为集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和核心技术创新攻关的枢纽平台。在科技领域，瞄准区域新经济新业态，共建综合性科学中心、研发经济空间、产业集群、技术平台等载体，打通知识、技术、资金、项目、人才、服务共享渠道，实现要素集聚、动能叠加与利益共享。
最后，以人才集聚为依托，引领全周期融合发展。强化各级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协同，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优化各类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激励等方面政策，鼓励支持用平台、项目、团队吸引人才、培育人才。加强高素质人才和高水平科研团队建设，创造更友好的科研环境，鼓励基础研究以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构建协同作战的创新创业模式，打造新型创客平台和空间，为青年科创人才提供就业创业、业务拓展、商业转化的机会；实施顶尖人才领航、高端人才倍增、新兴人才赋能等措施，为持续激发人才活力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三）依托绩效管理推动可持续发展
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估关系到系统改革的成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需要以科学的评估标准为依据，以利益共享机制为保障，通过集成发展的绩效评估与政策调整，不断推进改革深化。
首先，以多元主体协同与利益均衡作为绩效评估依据。作为一种研究活动和政治行为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需遵循科学的原则、手段与方法。“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为进一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集成目标作出了明确要求。“高质量发展倍增效应”来源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它是高质量教育体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高效协同。一体化发展的绩效标准可来自预期目标与发展规划,也可以实际收益增长为依据。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指标是系统之间的匹配度与系统动力的形成及产出,如全球创新指数、全球人才竞争力、整体与区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
一体化发展涉及多元参与者、问题和解决方案，多元主体协同和利益均衡是制度与政策实施的前提。就决策主体而言，政府的有限介入、社会团体或个体，包括中小学、企业、高校、科技园区、行业协会、风险投资、家长群体、科研人员等的广泛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由于社会团体价值取向各异，政府作为管理社会生活的权威，需遵循既定目标导向和社会整体福祉提升的原则，推动改革的进程和利益的平衡。一体化发展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的全面改革，改革进程中利益博弈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政策绩效。因此，在顶层设计方面，要加强党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协调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组织等各主体的利益关系，利用规划、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实现战略一体谋划、管理一体协同、事业一体推进、资源一体配置。综合改革要求政策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及时、真实、准确掌握各种信息。在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要为利益主体提供制度化与非制度的参与途径，特别要保障微观层面的决策主体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并通过现代化信息渠道的有效运用使其有序参与改革进程。
其次，基于系统适配和利益共享保障一体化改革持续推进。对于一体化发展的组织机构而言，供需匹配与成本效益是影响改革深化的重要考虑。供需匹配是在系统间形成反馈、适应与调整机制，既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需要，又实现系统之间协同发展；既进行单个系统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又进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系统改革。供需匹配要求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加强需求调研和规划指导，提升产学研和人才供需“适配度”。教育领域需着力解决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人才需求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科技领域需解决研发经费投入产出效能不足、高需低配、综需单配、有需无配等问题，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进一步强化对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基础能力升级转型。人才领域需破除人才自由流动的壁垒，为人才创新活力的激发提供支持和保障。在成本效益方面，主要针对以任务为导向的项目评估，宜采用科学的绩效指标评估体系，实施分类分档评价。可通过高等教育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高校科研创新产出、产学研合作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等进行高等教育改革项目的评估。
利益共享包括责任、风险和使命的共担，它是推动一体化发展深化的关键机制。在利益诉求方面，研发机构与企业主体会选择成果和利润最大化，学校的核心利益诉求则是教师与学生的福祉。这导致边缘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公共效益最大化目标难以实现。公共政策的目的是集体性目标，反映更为广泛的公共利益，需综合平衡内部与外部、可直接计量和可间接计量、首要和次要、效率净值和再分配收益。当遇到权责不清、资源竞争、利益分歧等情况时，要充分利用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国家利益与区域发展、长远利益与近期成效、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确保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更好支撑与服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最后，坚持系统集成发展与区域特色探索相结合推进一体化发展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作为一项兼具战略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社会改革，既需要制度变迁的高位统筹，又需要遵循效能生成的系统与地域差异。综合化改革需遵循自上而下、分步实施、示范引领、由点到面的推进原则。面对实践困境，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的统筹机制是解决“条块分割”的管理机制惯性和行为偏好，在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指导方面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的基本保障。一体化发展还需加强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有机衔接，分阶段、分领域、分层级推进“一体化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根据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特点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差异的现状，教育科技人才综合化发展需因地制宜探索改革路径。这也是区域应对综合性改革过程中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汇合与冲突，在国家统一部署前提下，选择一体化发展关键抓手出现差异化路径的缘由。如在国家综合类创新中心，聚焦战略任务是重要切入点；在区域创新中心，支撑区域发展的匹配度是重要考量。在发达地区，产业需求是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在欠发达地区，教育尤其是高校是推动改革的关键力量。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和发展路径，如同步推进的“马车式”、一体两翼的“飞机式”、一核两轮的“圆圈式”与单线联系的“三角式”等。发达地区可率先在优势领域和关键领域先行先试，加快形成首创性、引领性改革创新成果，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具体改革举措。欠发达地区可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抓手，主动探索学科专业调整机制、产学研协同机制与人才评价改革等，不断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一体化发展方面，需在政策协调、资源配置和项目统筹中把握好协同融合与开放共享的关系，持续激发各参与主体活力，以重点突破推动整体协同，助力提升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5年第3期）